「教育基本法第二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

本院委員廖先翔、林沛祥、游顥、洪孟楷等22人，鑑於0至7歲幼童及18歲以下青少年正處於人格、價值觀與行為模式發展之關鍵時期，家庭與扶養人於其學習歷程中，具不可取代之教育功能，現行「教育基本法」對於家庭或主要扶養人陪伴學童參與教育歷程之正當性與必要性，未予明文保障，恐妨礙兒童受教權之實現，亦與「兒童權利公約」揭示之最佳利益原則有所落差；此外近年非典型家庭結構比例攀升，現行法制部分條文文字，如父母、家長已不足涵蓋其它多元家庭型態，應增列法定監護人及扶養人，爰擬具「教育基本法第二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增進家庭親密關係，支持家庭責任之實現，並保障多元家庭之教育陪伴義務及孩童受教權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

一、依據《兒童權利公約》第三條規定，1.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，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、法院、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，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。2.締約國承諾為確保兒童福祉所必要之保護與照顧，應考量其父母、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對其負有法律責任者之權利及義務，並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及行政措施達成之，又《兒童權利宣言》第六條指出，兒童在人格上得到完全的和諧的成長，需要給予愛情和理解，並盡可能使在父母親負責任的保護下，使他無論遇到什麼樣的狀況，都能在具有愛情、道德及物質的環境保障下獲得養育，其宣言也強調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，因此其出生前與出生後均需獲得特別之保護及照顧，包括適當之法律保護。
二、前項所述，由於孩童及青少年，處於人格、價值觀與行為模式發展之關鍵時期，兒童成長歷程中如開學日、畢業典禮、親師座談會等學習歷程節點，扶養人之實質陪伴對其人格健全發展具有深遠影響，為落實其受教權與家庭教育權，國家應賦予法律支持及制度保障。
三、經查我國《教育基本法》自102年修正以來迄今未再調整，然現今非典型家庭結構，如單親、隔代教養、同志、重組家庭等情形，比例已逐漸攀升，僅以「父母」、「家長」稱之，未臻周延，爰增列「法定監護人」、「扶養人」作為法定教育參與主體之一，反映現實家庭照顧責任之多元性，並賦予其法定教育陪伴地位，以實現兒童最佳利益與教育權平等保障。